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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黃子安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）

爭取同性婚姻法制化的人士，早年會說婚姻是人權，現在大概發現說理上的破綻了，都要講平等權。

但平等權的主張要能夠成立，前提是同性戀跟異性戀要一樣，至少，之於婚姻要是一樣的。而我認為，這兩者有很重要的差異，讓同性戀的親密關係用婚姻去規範，顯得格格不入，國家形式上給予兩者相同的法律制度，並沒有提供同性戀和異性戀相等的關係保障。

同性戀親密關係和異性戀親密關係，有一個重大的社會性差異：異性戀親密關係的認識是可以在初級團體（家族）學習，但是同性戀親密關係是必得要等到社會化階段的比較晚期，在次級團體，才有機會接觸，而這樣團體的特色是說理、法制和事緣。

婚姻是一種親密關係的維持機制，同時，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，而是兩個家族的結合，這點觀諸虐待配偶，亦構成婚姻破綻，以及財產分配的設計就可得知。親密關係跟其他平等的人際關係一樣，是一種互惠交換，在互惠交換關係中，信任扮演很重要的機制；而信任一般來說有分為「人際信任」和「公共信任」，「人際信任」是出於長期的相處，而「公共信任」是基於對某種程序和公平可以預測的、非個人化的制度的信任。

對一段異性戀關係來說，婚姻兼及兩者。在「人際信任」方面，因為男女雙方的親屬都有異性戀親密關係的社會化經驗，他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所以會幫忙「監督」親密關係。在信任累積當中，兩個交易的當事人因為共同第三方，而比起完全陌生，更願意交易，是信任常見的運作機制（想想看辦公室裡的團購，如果團購的主揪熟悉所有人，大家會比較放心掏錢，即使並不是所有參與團購的人都完全彼此認識）。而「公共信任」方面，當然就是民事法院，任何一個破壞當初約定的人都會被標準公平、程序可測的法院，做最後的定奪，這當然也提高了人們進入婚姻的意願。但婚姻在「公共信任」的方面，有一個重大問題，所約定的內容，當事人能夠修改的部分很少，高度套路化，以至於人們只能選擇要，或者不要。

對同性戀來說，他們比較不可能得到「人際信任」的資源，因為同性戀關係的社會汙名，配偶雙方的親屬比較不容易知道他們的關係；又因為對同性戀親密關係的認識不像是異性戀者，在初級團體就可以學習，所以一個人社會化的過程，比較可能對同性戀親密關係沒概念。因此，同性戀的婚姻關係（如果法制化的話）缺乏「人際信任」的支持。就此而言，同性戀親密關係更仰賴「公共信任」的支撐──如果我們認為，親密關係應該要得到公共的支持。但是，已如前述，婚姻其實不完全仰賴法律程序，法律設計本身就把國家制度跟家族連帶連結在一起，雙重保證婚姻關係的穩定，在同性戀關係缺乏這種人情連帶的支持，至少是高度或然上的不可能的情形中，倚賴初級團體的人情連帶是危險的，既然初級團體的運作邏輯不可靠，那次級團體的運作邏輯就更重要，也就是平等、說理協商的契約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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