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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王顥中（苦勞網記者）、陳逸婷（苦勞網記者）、洪凌（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）、劉羿宏（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美國研究所博士生）

在「查理」事件的遺緒裡頭，深知（後）冷戰意識形態的讀者多半不會感到意外，某種秉持著純粹世俗主義（secularism）與多元文化主義（Multiculturalism）的聲音，具備了絕不亞於「聖戰」與「宗教基本教義」的激情血性，正充斥著驚人的頑固、封閉、凝固扁平的非思辨性。

人們必須認識到，在這場已然失焦的「我是查理」（Je suis Charlie）言說戰場裡頭，「保障言論自由」的「保障」是遮蔽；而「自由」則是虛妄。無論是否存在法制層面的律令、無論機構性的手段，是保障、懲罰乃至於兩者皆非，特定言論總是在權力棋盤之內（被）道出，各種言論之間從而形成不均衡的壓抑／傾軋效應。

事件的「反恐」背景

11日，法國巴黎高達百萬人走上街頭遊行，高舉「我是查理」標語，數十個國家領袖野參與其中，捍衛言論自由、譴責恐怖主義與暴力攻擊。人們之所以在事件過後能夠立刻將攻擊定位為「恐怖攻擊」，或者是伊斯蘭國（ISIS）口中的「聖戰行為」絕非偶然，那恰好顯示攻擊事件所累積的情感與憤怒，並不是毫無來由的偶然爆發，而是一種計畫性的反擊。假使聲援「查理」的情感與群眾動力源自於全球性的「反恐」邏輯，面對「恐怖主義」背後真切的帝國主義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歷史，正是此刻無可迴避的要務。

「加害者」（恐怖分子／聖戰士）究竟是如何出現？就以伊斯蘭國來說，2011年，敘利亞內戰，美國為首的同盟國以武器和資金支援反政府軍，壯大這些叛軍，並稱其為「溫和的反叛者」，美國同時一手扶植敘利亞叛軍，另一手扶植伊拉克政府軍，目的就是為了要維持各國內部的宗派鬥爭、製造動亂，而敘利亞叛軍中，包含勝利組織等後續則帶著從美國那兒得來的武力併入了伊斯蘭國。不妨這麼說，「反恐」本身就包含了自我內在的循環，它的「反」同時建構出自身所要「反」的「對象」（恐怖主義）：人們口中危害和平的「恐怖份子」，往往正是「和平世界」帶頭老大哥資助並協作打造的產品，透過引發中東國家內戰、促成動亂，才生產出挾帶無數憤怒情感的「伊斯蘭」。

從這個角度看來，那些在街頭上含情脈脈、在金球獎上高舉「我是查理」的好萊塢明星，假使反對的真是「恐怖主義」及其威脅，怎麼絲毫不曾考慮過將譴責目標轉向──「恐怖攻擊」的真正來由─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暴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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